1949年7月华容解放，新的县委、政府在抓紧“清匪肃特”的同时，即着手抓“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，平抑物价，稳定市场”。11月设立合作指导科，全面发动农民集资入股建社，紧接着申请建立国营贸易公司。1950年春，经省商贸厅和常德专员公署核准，正式成立“国营华容县贸易公司”(政企合一的一揽子公司)，任命南下干部贾瑞峰为经理，从专区政治干校调来罗登科等八名骨干，再从县属机关和私营商业选拔一批干部，配发20条长短枪枝和手榴弹，组成财会、计统、业务、物价、储运、人事、办公室和经营机构“一部六店”(盐粮部(又称粮棉部、土产部)、县百货商店和注市、景港、三封、鲇市、塔市贸易商店(点))。三月份，县公司在东门“九华楼” 金号西隔壁正式挂牌，全面开展工作，这就是当时所谓的着力抓好“三杆子”(枪杆子、秤杆子、笔杆子)，巩固建设新政权。当时面临的政治、经济形势都很严竣：洞庭湖剿匪尚在进行，地方上潜伏的敌特组织和一些反动份子还很猖獗，到处散布谣言：“红旗飘，五星不定，秧歌舞，进退两难”……景港、新河匪特接连组织抢粮；万庾、集成等处“假农会”陷害农协干部、破坏政权建设；宋市反动份子暗杀专区下来的工作队员左业谟；县城东门外、北河渡连续发生哄抢粮食市场事件；还有些私商卖货只收光洋、铜板，不用人民币。城关、注市等抬价、闭市风潮时有发生……面对此种状况，县委、政府当即把发展贸易公司、建立农村合作社作为建政、兴市的大事来抓，特别把发展贸易公司当作抵御敌人经济攻势的“桥头堡”来建设。

　　在县委、政府的关怀支持下，贸易公司业务发展很快，经济成果很大、政治贡献也不小。仅仅两年多时间，作出了不少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贡献：

　　一、紧急组织调运军粮，支援前线作战。1950年冬，根据上级指示，贸易公司连夜组织以文启凡为队长的调粮支前小分队，分赴南、华、安紧急洽购、调运稻谷500多万斤，再通过郑州铁路局和湘潭水运公司及时把粮食运送到指定地点，受到了常德专区的表扬。

　　二、购粮、储粮、加工大米，保证市场供应。在县城四门和农村墟场数十处设立粮食收购点，1950-1952年共收购粮食1023万多斤。在南门刘家祠堂、北门徐家祠堂、南门张家祠堂等处设立“常平仓”，储备粮食，经常储粮60-80万斤。同时，协同县财委下设的企业处，委托“新生大米厂”(利用劳改犯人加工大米)加工大米；又在今药材公司后新建杂粮仓库，这样完全保证了县城和各大乡镇市场的粮供应。49年溃垸多，失收和减收地方不少，政府组织大批劳力修复堤垸，也靠贸易公司组织大米供应。当时有这样的歌谣：“贸易公司大供粮，卡死了好多投机商，大秤、小斗掺粗糠，哄贸哄卖再也无市场。”1950年第二季度统计，以每市斤8分4厘钱抛售粮食就达300多万斤，这相当于一万人一年的口粮。

　　三、建立盐仓，疏通湘盐、川盐两条食盐购销渠道，保证食盐优质平价供应。利用原南杂大私商乾元利、龚仁和等货库，改建为供盐仓库，储存两到三年零售量的食盐，以盐粮部为主要供货点，保证食盐批零市场不脱销。现在说来食盐不过是“开门七件事”中的一小点，但在解放前、解放初，它却同大米一样是人们生命一样贵重的东西。日本占领中国时期华容沦陷时，“维持会”和“洋行”垄断食盐，农民一担谷换不到一斤食盐，因缺盐而患病致死的就不少。有些人实在无法，就挖取猪栏、厕所边的硝土熬硝当盐吃，结果肠胃被腐蚀，甚至送命。光复后长沙《大公报》就报道过华容一带人民因无盐致伤、致死的惨情。现在的人对贸易公司为什么首设经营机构盐粮部不够理解，其实这也是一条生命线，1950年二、三、四3个季度，以粮、盐为主的商品零售总额就达122万元，占到了社会零售总额的10%左右。

　　四、收购、上调棉花，支援军工和纺织生产。在“花纱布公司”分出单设之前，贸易公司承担了全县皮棉收购、上调的任务。在县城东门、古南街等五处设立皮花收购打包点和储藏仓库，培训出一批质检员(除杂、防水外主要是检验绒头的长短)。季节性、代购性的棉花收购点遍布了各个棉产区，收购、征购、零购、批购一齐搞。当时虽未实行统购统销，贸易公司的收购量也占到了全县棉花商品量的80%左右。1951年收购棉花45万多斤，1952年上升到351万多斤，随收随外调华容作为省内棉花主产县份，不但完成了省里下达的任务，还大量支援了武汉等地纺织工业。

　　五、有力支持了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。一方面安排合作社农副产品收购业务，一方面又让利调给基层合作社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，还为合作社培训商业技术人才，这为供销社的发展和合贸合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。

　　六、锻炼、培养了一批经贸工作干部。合贸合并之前，贸易公司的业务人员和管理干部近200人，相对年纪较轻，文化和业务素质较高，人们羡称为“娃娃公司”。除了财会、计统、检验等原来的专业人员外，其他都是在贸易公司边干边学，在实践锻炼中成长起来的业务干部、土专家。当时的县长宋建华在贸易公司干部的一次“朝习会”(那时贸易公司在县城的干部，每天早晨都集中学习)上就讲：“贸易公司还应当成为一所培养人民商业人才的学校。”确实，通过实践锻炼、互相学习和专门培训，在不长的时间里，造就了一批实用人才，为后来合贸合并以后的国合商业发展提供了人才资源。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，这段时间内，从原贸易公司调到其他商贸单位和行政、事业单位的科局级以至县处级的干部就将近两个排，如李健生、陈光强、段湘才、邓四保、史爱林、邓江保、姜武生、方继辉、刘传贵等就是从贸易公司的通讯员、营业员锻炼成长起来的。

　　回顾贸易公司，可说历史短暂，功德永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