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 哮

注滋口位于藕池河的南岸，因最初此处河道弯曲，形如锯齿，又是藕池河下泻洞庭湖的入口，一些往返的船民便以锯齿口相称，久而久之，逐渐演变为注滋口。

世人习惯于把某一条河流比作母亲河，取譬其丰沛的河水浇灌两岸恰如母亲甘甜的乳汁滋养生命，藕池河流“注”于此，“滋”生大片洲土，自然是不争的事实，从这个意义上看，易名“注滋”既文雅又传神。

相传岳州知府魏奎（字景熊，任期为1907.11-1910.12）游历至华容南山之沈家山，观藕池河入湖形势，闻乡老传说，好舞文弄墨的魏知府欣然认可了“注滋口”这一称谓。据考证，光绪壬午年（公元1882年）编定的《华容县志》尚找不到注滋口这一地名。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（1916—1927），该校新订的《中国地理明细图》中，注滋口地名被刊入，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注滋口地名记录。

民国时期华容县城地图附注市镇地图

是谁铲下湖洲的第一锹荒土，升起注滋口的第一缕炊烟？这可能是一个永远的历史谜团了。大约是在光绪十一年（公元1885年）前后，注滋口开始涌入垦荒的队伍。第一批在此登陆的，也许是漂泊洞庭的渔民，也许是家徒四壁的佃农，也许是避祸潜逃的案犯……他们在这里搭起了茅棚，支起了铁锅，挥起了锄头，也将种子播撒在这片荒洲之上，围垦的序幕就此拉开。不断围垦出来的洲土，吸引各方势力在这里角力，例如孤儿垸就是湖南孤儿院第三分院的院产。湖洲围挽不仅有私垦，还有官修，晚清及民国政府先后在这里设立了负责筑修的机构。

商人的嗅觉永远是最灵敏的。不断涌入的围垦大军，让精明的生意人看到了商机，于是，在注滋口渐次有了商铺。光绪三十一年（公元1905年），在藕池河南岸沿渡口一线已支起了9户小摊。民国初年，店铺已发展到40多家，注滋口已略具茅市雏形。彭德怀驻防的1921年，集市居民已达300多户。

注滋口老街旧房子

抗战爆发后，汉口、长沙、岳阳等地商户陆续到此避难经营，地处洞庭湖一隅的注滋口在战火硝烟中竟意外地迎来了短时的繁荣。至1940年前后，注滋口集市商户激增到1000多户，居民近万人，在南（县）华（容）安（乡）一带盛极一时。尤其是因为6户汉口商人的进驻，一下子拉高了这里的商业档次。周卫生堂、李广记、谦信永、福裕祥、华盛酱厂……各种堂号的招牌夺人眼目，由于资足货多，市交兴旺，“小汉口”的美誉不胫而走，又简称“注市”，为华容县第二大镇。

1943年4月，日寇侵占注滋口，铁蹄过处，繁华不再，镇上商户锐减至100来户，居民降至2000人左右。抗战胜利后，尽管商民相继回迁，但延至解放前夕，商户和居民仅及鼎盛时的一半而已。

位于注滋口福音堂中街的仁义堂见证了这一切。仁义堂始建于1936年，1939年竣工，是一座以连续拱廊为主体，兼具中国古典建筑元素，融入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的欧式建筑。

仁义堂——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

仁义堂的主人叫罗德尚（1917-1987），他先在岳州某学校读书，后入国立武汉大学深造。仁义堂的设计图纸是罗德尚请一位英国教师绘制的，据说，建筑此堂共耗资一担光洋。此宅1943年至1947年先后作为日军和华容县东庆乡乡公所的办事驻点，1950年土改时收归国有，一度成为注市镇政府或派出所的办公用房，2011年被湖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第九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老街是注滋口的文化橱窗，这条东西长约2.5华里，宽约10米的麻石长街，是一幅注滋口的历史卷轴，其中塞满了几代注滋口人挥之不去的乡愁。当年，并立在老街南北两侧的商铺大多为木质的二层小楼，高耸的山墙，缀满铜钉的朱漆大门，在茅棚遍野的湖洲显得异常奢华。

祖籍石首县岳军乡的黄松龄（1898-1972），幼年就住在东街，他父母早丧，由祖父抚养成人。黄松龄1919年毕业中央法政专门学校，后来投奔革命，建国后先后出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长、国家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，他于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，是老街走出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共和国高级干部，也是老街人永远的骄傲。

贺凤生（1963年照）

“通天人物”贺凤生在注滋口家喻户晓，值得一记。贺凤生（1932-1992），祖籍湘潭县竹鸡塅（现韶润村），其父贺晓秋是毛泽东姑妈的儿子。1961年11月，时任隆西公社隆庆大队第六生产队队长的贺凤生做客中南海，在主席面前打开了话匣子。贺凤生一五一十地向主席讲了许多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，这些土得掉渣的情况汇报，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。1986年，作家艾湘涛写成报告文学《通天人物》，1991年，湖南电视台依此拍成电视剧《毛主席和他的乡亲》，贺凤生由此闻名天下。

而今，古老的注滋口活力焕发，镇容镇貌日新月异，镇域经济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之下，一路走高，势不可挡。